入冬之后，黄河凌汛冲垮了河套省数个重要大坝，其中有没有问题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直接导致地区和地区中断联系。
于是在正常的朝廷制度之下，长安和太原作为都城，是需要发挥作用的，粮食调拨很快就开始了。
太原还好，问题就在长安身上，这逼粮食是借的，然后储备粮又是空的，西京长安那些借粮出去的大户，直接把事情闹大。
两个程家在巴州互殴、开战，都不过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局部，是小问题。
真正疯狂的，是成都也拿不出粮食，在贞观二百九十五年之后，因为关于拆分剑南道的事情基本很稳，所以成都中下层官僚，都在投资拆分之后的剑南道地区。
尤其是剑南道南部。
远方的金矿不知所以，眼前的金矿甘之如饴。
最终一系列反应，宛若多米诺骨牌，最后一张牌，竟然拍到了王角的眼门前。
没有别的原因，也可以说是理所应当。
因为现在还能大规模调动粮食的地方“诸侯”，除了王角，哪怕是王角的“盟友”冯复，多少还是要看王角的脸色。
南方的木薯粉是不好吃，可抗饿啊。
帝国现在的统治模式，就是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地区行省，发达城市中有大量的手工业者、工人、小有资产者，而肥沃的土地之上，各种宛若城堡的大农场主、大庄园主随处可见，然后在稍微不那么便利，但还是能够进行灌溉的土地周围，形成了非常密集，但有成分非常复杂的小农。
旧时代中的军镇军官，往往就变成了大地主，一传两三代人比比皆是，曾经唐军序列中的地方军镇兵，又或者说老派“府兵”，大多都是成了佃户甚至是农奴。
这种模式非常依赖帝国的威权，当威权逐步走低，甚至威权遭受到了挑战，或者自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那么一个局部地区的崩盘，几乎就是眼皮子一眨那么快。
关中地区如此的肥沃发达，有着惊人金属冶炼工业，还有帝国内陆地区最大的装备工业集群，然而，没有粮食，就无法供养数以百万计算的城市人口。
这不是什么寄生虫一般的农业帝国都城人口，他们本身是创造价值的，是作为市场的一份子而存在的。
帝国在基础投资和消费市场这两个领域之中，都非常的依赖这些“基石”。
只是，“基石”之所以是“基石”，就是用来埋在土里，然后踏上一万只脚。
萧愿的愤怒情有可原，他在南昌城中的高强度工作，深刻地感受到了那种不易。
生存的不易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尤为感慨“劳人党”是真的不简单，他也以自己加入这个组织而感到光荣。
不是与有荣焉，而是参与其中的自豪，理直气壮，理所应当。
所以，当长安发来电报，甚至派出了一些颇有关系的人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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